上了年紀,她特別想回老家看看那個叫大高村的地方,哪怕她已經走不動路,哪怕村里的河溝溝已不再流淌、村頭的喇叭已不再播放。
她很倔強,可倔強終究倔不過歲月。年紀越大,腦子衰退越厲害,她反而不再提回家的事。
姥娘入黨干革命,當過赤腳醫生,被評過三八紅旗手,幾首熟悉的紅歌總是在她開心的時候唱得干脆又響亮。1937年生人的姥娘,在那個年代,算得上村里的紅人。
臨走的前幾天,她特別愛睡覺,直到最后我們再也喚不醒她。那天外頭的風很大,儀器滴滴作響,母親和舅舅的呼喚聲夾雜了嗚咽。記憶的閥門像突然打開了,姥娘笑時的樣子、發脾氣的樣子……記憶的碎片化成眼角的咸水,每一滴淚都灼燒著我的臉、刺痛著我的心。我強忍著情緒,攥緊了她的手,可是感受不到一點溫度……
我們長大了,去看望她的機會反倒越來越少,直到她再也無法分辨出我們是兒子、孫子還是外甥。她只是佝僂著身子,緊握著我們的手念念叨叨:“來了就好,來了就好……”
腦出血康復后,她總是吵著回老家,看看槐樹,看看老朋友,看看那已經不再流水的河溝溝。我們連哄帶騙,直到最后把回老家的事當做哄她好好吃飯的籌碼。
她住在國道上的老朋友已經住上了小洋樓,曾經和她一起接生嬰兒的公社同事們很多離開了人間,可她總是眼神堅定地對我們說:“他們還在,他們昨天來看我了,給我拿的家里的香椿芽、煎餅……”她有時甚至會很認真地問:“他的爹娘都還好吧?她小孩上學了嗎?”事實上,姥娘口中的那些老朋友都已年過耄耋。
“等您走得動了,我就帶您回老家!”“您好好吃飯,還要看著我娶媳婦呢……”這些哄她的話,似乎一條也沒兌現,但姥娘一定不會跟我們置氣,因為我們永遠是她身邊長不大的娃娃。
姥娘走后,我似乎明白了,她要回的家,不是一個空間,而是一段時光;蛟S,時光下的一切都在。她笑著,河溝里的水流著,村口喇叭的紅歌依舊放著,孩子們嬉鬧的背影消失在黃昏中。而我的姥娘,或許輪回在這個時光下,依舊是一名愛唱紅歌的婦女,又或許化成了天邊的月亮,將她身上的白月光,溫柔地灑在我們朝著家的方向走的小路上。